特色馆藏 | 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

内容简介：

浙江素称“方志之乡”，省一级的通志，明代有嘉靖《浙江通志》72卷；清代有康熙《浙江通志》50卷首1卷、雍正《浙江通志》280卷首3卷。

民国时期，曾有沈曾植总纂的《浙江续通志稿》，但稿未成书，而且大都散失。其后有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，由浙江省通志馆编。该馆由余绍宋、凌士钧分任正副馆长，孙延钊、钟毓龙任总编纂，历时七年，留下稿本125册，这是一份珍贵的史料。

1983年，浙江图书馆誉录印行，但印量不多，以致不少方志工作者也未谋面。这次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浙江图书馆誉录本为底本，作适当处理（见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标点本编辑说明），公开发行，公布于世，使之广为流传。

修志始末：

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不同于民初沈曾植的《浙江续通志稿》，是一部思路力主创新，内容统贯古今，体例更为完备，并采用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编修的志书。该书在编纂之初，即对以前编纂的《浙江通志》，进行认真研读、分析，肯定其优点，指出存在的问题，譬如提出：往省修志"多详于政治而略于社会，最为失之"；修省通志不宜将各府县之志所载各门剪贴而成等等，使志稿站在较高的层面上，有所继承，有所创新，有所突破，成为一部质量较高的通志稿。

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（下简称《通志稿》）遵循“当代修志，隔代修史”的惯例，详记“当今”，即民国期间之事。如户口，主张详记敌寇窜扰，因抗战阵亡或因逃窜致死之数，以永留惨酷纪念；田赋，要求“至近年田赋改征实物情形，尤宜详著于篇”；榷税，要求“详载数十年来税则及人民负担数目，以为将来改进之资”，等等。

社会主义时期首轮修志起于1980年代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民国期间的史料较为匮乏，疏漏不少。《通志稿》无疑是一份时近迹真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《通志稿》肇始于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，可谓"生不逢时"。期间经历的困难可想而知。1993年，当代修志人曾寻觅当年修志的足迹，在永康方岩立下一碑，其文称：“永康方岩鸡鸣峰，峰岩如削，绝壁千尺，东南山洞中有万成庙，抗战期间，浙江通志馆曾迁至此。可谓乱世不忘修志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政通人和，盛世修志，规模之大，成书之多，实属空前。1992年底，修志同行五十余人专程考察通志馆遗址，登山越岭，触景生情，抚今思昔，启示颇多，今立碑于此，愿方志事业承前启后，世代相传。”

《通志稿》除了提供大量古今史料，留下顽强的修志精神之外，还有不少地方值得借鉴。如主张修志重在采访，"欲使家璧归藏，山野轶闻，得以表暴，新兴百废，社会情形，得以周知"，并在各县市聘请采访员，专司其职。《浙江省通志编纂大纲草案》的谋篇布局也有不少精到之处可供参考。

一部志书常常反映一代人的学识和功力。《通志稿》并非最后定稿，其中不少史实尚未订正，使用时需再核对原文；《通志稿》的修志思路、总体设计，尚可商榷。尤其是修志的初衷和现存的稿本尚有不少抵悟之处，留下了时代的烙印，阅读时请予注意。

余绍宋早年修过《龙游县志》，由梁启超作序，为方志界所推重。解放后，曾受到不公正待遇，如今重印《通志稿》，既为实用之需，也是对前人的一种纪念。由书及人，使人联想到为方志事业作出贡献者，后人是不该也不会忘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