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栖心动态] 专访学者黄夏年：中国佛学研究既要坚持本土化，也要积极与海外接轨

一、学术人生四十载，促进学术界和佛教界“破壁联手”

《报恩》：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宗教研究的学术道路的？能否和我们谈谈您的家学渊源和师承。

黄夏年：我父亲黄心川（1928-2021，著名学者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）是从事宗教研究工作的，所以家里有很多宗教研究领域的藏书，我从小阅读的便是这类书籍，耳濡目染之下，逐渐也对宗教研究产生了兴趣。从事宗教研究过程中，父亲对我也有一定的指导，这些可以称作家学渊源。当然，学术研究最重要的还是靠自身努力。

就师承而言，在宗教研究的学术道路上，我有两位导师：任继愈（1916-2009，著名哲学家、佛学家、历史学家）和杨曾文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，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）。杨曾文教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，他对我的指导很多，我受他的影响也很深。

《报恩》：您从事宗教研究工作数十年，在这几十年的学术历程中，您自身研究的重点发生过哪些转变？

黄夏年：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在研究生期间主攻的是南传佛教。那时大陆学术界几乎没有人研究南传佛教，可以说我是最早研究南传佛教的学者之一。也正因为从事这个研究方向的人少，相对而言研究经费很不充足，受经费限制，毕业后我的研究方向就从南传佛教转向了汉传佛教。

在汉传佛教领域，我最开始从事的是天台宗研究，接着又转向了禅宗研究，再往后，出于自身编辑工作和研究的需要，又转向民国佛教和当代佛教研究。因此，佛教传入中国以来2000余年的历史，每个阶段我都写过相关研究文章。

《报恩》：您长期致力于推动我国学术界和佛教界联合开展学术活动，您积极投身这项事业的初衷是什么？在您看来，学术界与佛教界的“联手”对佛教发展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？

黄夏年：现在看来，学术界和佛教界在佛学研究方面已经“联手”了。但在90年代初期，学术界和佛教界是处于各自独立、互不往来的状态。原因是多样的，受到一些社会思想的影响，学术界对佛教界存在一些批评，佛教界也不愿意跟批评者有过多交流，当时几乎所有寺院都没有开展学术研究活动的惯例。

当代学术界和佛教界首次合作，是1992年10月由四川省峨眉山佛教协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共同发起，在峨眉山伏虎寺举行的“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”。峨眉山虽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，但在此之前很少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活动，也没有学者去做峨眉山方向的研究工作，所以这次会议是当代佛学研究史上的一次有意义的事件。首次开展这样的合作是有难度的，学术会议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名义召开，消息发布之后还有人提出过反对意见，认为世界宗教研究所是宣传无神论的单位，怎么能跑到寺院召开学术会议？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无知的看法，但也反应了当时的舆论环境。这场学术活动成功召开后，对整个峨眉山的佛教研究和四川佛教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
在峨眉山的学术活动之前，1988年我老家江苏常熟也组织召开过一场会议——“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讨论会”。那次会议是由常熟的兴福寺负责牵头，邀请学者们参与，会议主题是印度佛教。这两次会议实际上把学术界和佛教界“拉到一起了”。

让双方联合起来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？一方面，当时学术界缺少研究资金，但是有智力资本，有人才；另一方面，佛教界有充裕资金，但是人才比较稀缺。二者联合其实就是让佛教界的资金和学术界的智力结合起来，现在看来这对我国的佛学研究起到了联合助力的结果。

在我看来，学术界和佛教界的“联手”只有好没有坏，要是没有联合起来，双方都不会有今天的发展。所以，“联手”的积极意义就是推动了整个中国的佛学研究。

《报恩》：您十分热心中国佛教文化事业，整理出版有《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》《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·补编》《稀见民国佛教文献汇编（报纸）》等文献资料，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进行大量的史料汇编工作？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？

黄夏年：我的本职工作是《世界宗教研究》和《世界宗教文化》的编辑，编辑宗教刊物30多年的过程中，我阅读了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发现其中存在一个问题：当时佛教研究集中在唐代及其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宋代相对比较少，明清到民国阶段则更是薄弱。

唐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最高峰，宋代佛教也极具特色。问题在于从中国佛教发展史的角度看，唐宋时期的佛教离当今佛教比较远，当代佛教的源头不是在唐宋，而是在明清。也就是说，经由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整理之后流传下来的佛教，才是当今佛教传承的历史脉络。因此，明清到民国时期的佛教研究工作是需要加强的。

造成这种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找不到研究材料，找不到材料是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多，而开展整理工作的人又太少，整理起来难度也很大。虽然当时台湾地区已经做了一些资料整理工作，但他们的工作重心是明清时期佛教资料的整理，对民国佛教文献整理的只有张曼涛编纂的一百本的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》。而实际情况是民国期间有三百种以上的佛教刊物，故而一百本丛刊并不能完全表现出已有的研究成果。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，恰逢有人愿意资助出版这些资料，借着这个契机，我就开始进行民国期刊的搜集整理工作。

做史料汇编工作，难度当然是很大的。首先，这些期刊资料不是汇集在某个地方，而是四散各处。私人收藏或寺院留存的刊物很少，大部分资料都分布在各个地方或者高校的图书馆，有些甚至被收入了善本库，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，根本无法查看。其次，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，需要对资料加以鉴别，这也有一定难度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仍旧没有完成所有民国期刊文献的汇编整理工作，可能只完成了90%，这其实是一项需要长期做的工作。

《报恩》：在您看来，史料汇编具有怎样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？

黄夏年：整理民国时期的佛教期刊文献，其中一个价值就是梳理清楚中国佛教的发展线索。民国是跟我们当代联系最紧密的时期，了解民国佛教，有助于我们对现在佛教的发展情况做出基本判断。

民国时期，不管是学者对佛教历史、佛学文化的研究，还是佛教界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热情都十分高涨。当时的佛教发展达到了历史上除唐代外的又一高潮，短短三十多年间一共出版了300多种佛教刊物，文化含金量很高。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的佛教正处在危难之中，“庙产兴学”运动提倡把寺院改成学校，寺院不复存在，佛教不就逐渐消失了吗？这一运动对佛教打击很大。故而，当时一些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寺院法师，尤其是太虚大师和有文化的法师们，积极肩负起保护佛教的责任。为了让佛教得以存续，他们到处奔走呼号，兴办大量佛教刊物，发表了很多以“振兴佛教”为主题的文章，这些文章都饱含续佛慧命的呼吁和对佛教的深厚感情。

史料汇编的第二个价值是推动佛学研究的发展。一方面，这些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之后，很多硕士、博士的研究论文就有了可供参考的材料，这些论文的发表有利于推动佛学研究；另一方面，当我们开创史料整理汇编工作的先河之后，就会有后来人继续从事这项工作，这对于佛学研究也是大有裨益。

《报恩》：想请您结合对民国佛教期刊的了解，谈谈当时的佛教刊物和现在的刊物之间存在哪些异同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佛教刊物承担的角色是否发生变化？

黄夏年：首先是数量上的差异：民国时期一共出版了300多种佛教刊物，但现在佛教界(包括《报恩》这类寺院内刊)所有刊物加起来约有民国时期的三分之一。

其次是内容上的差异：如果将《报恩》和民国时期出版的《七塔佛学院院刊》进行对比，就可以看出这一点。受到时代特征的影响，民国时期的刊物之间为了互相争夺社会资源和影响力，存在一股文化竞争的氛围，这也迫使期刊的内容必须各有特色。有些专门负责讲经说法，比如《无锡佛教净业社年刊》（1937年2月创刊于江苏无锡），就是专门刊载宣扬净土宗的相关文章；有些刊物则介绍专业性知识，或刊发佛学刊物出版概况。现在佛教刊物内容更为趋同，除少数纯学术研究性质的期刊外，更多的刊物是类似《报恩》这样，以弘扬佛法、宣扬佛教优秀文化为目的，主要刊载佛学知识或短小精悍的散文。相对来说，和民国时期刊物相比，现在的刊物缺乏各自的办刊特色。

再者，就佛学院的院刊而言，民国时期的学僧相对而言受教育水平比较低，所作文章水平良莠不齐。现在学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高，文章质量一定是有所提升的。

实际上，现代的佛教刊物能够长期存续的不多，有不少刊物办了几年就停刊了。可祥法师发心将《报恩》不断延续是一个很大的贡献，编辑刊物这样的事，长期做下去是很有意义的。

《报恩》：除了中国本土佛教发展外，南亚、东南亚等地区的佛教发展史也是您的研究对象，您能谈谈不同地域之间佛教发展存在的异同之处吗？

黄夏年：南传佛教（南亚、东南亚地区的佛教）跟北传佛教（大乘佛教）是不一样的，受地域文化的影响，各有特色。

南传佛教从印度直接传过去后，未进行太多本土化演变，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比较大，延续的也是印度佛教模式。北传佛教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，受到中国儒家、道家等传统文化影响后不断中国化。佛教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两千余年，与原始的印度佛教大有不同，而中国境内的原始印度佛教在一千年前就已经消失了。

佛教发展具有地域特征，是因为传教路线不同，传教过程中受当地文化的影响，发生了不同的异变。南传佛教是从南印度传到斯里兰卡，再经由印度洋的航线进入太平洋，再传到南亚、东南亚，这是一条海上传教路线，所以南传佛教是受海洋文明影响的佛教；佛教传入中国内陆走的是西域“丝绸之路”，从北印度到巴基斯坦、阿富汗，经中亚，西域，再到长安，这是一条陆地传教之路。西藏地区的佛教是在10世纪左右，印度佛教逐渐消亡时，从尼泊尔传入藏区，经过了喜玛拉雅山一线，属于高山佛教。这几条路线明显地表现了受不同的地域文化影响的特点。

《报恩》：您在上世纪末曾经发文论述了当时大陆佛学研究的一些困境，如今20多年过去了，您认为这些问题有哪些改善？从您自身经历出发，您认为现下从事佛教研究的青年学者可能会面临哪些新的难点？您有什么研究方面的专业建议？

黄夏年：我在上世纪末写那篇文章，主要是从一名宗教研究刊物编辑人员的角度出发，提出当时佛学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。上个世纪的佛学研究水平整体较低，局限于一个很小的框架，研究人员也比较少。所以当时中国佛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受海外影响，甚至有很多文章是将国外（尤其是日本）研究过的问题重新“嘴嚼”一遍，有点“拾人牙慧”。

当时我提出的很多问题，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改善。二十多年来，中国佛学研究发生了很大改变，研究实力大大增加，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。在国内，佛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，在国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；在国际上，我们已经站在世界佛学研究的前沿，现在海外召开佛学研究会议，都会邀请中国的研究学者。做中国佛教研究，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汉语是母语，国外学者则有语言障碍，这一点我们是有优势的。总的来讲，相较于上世纪末，我国的佛学研究当然是前进的，但也不能说已经很满意。

对于现在的青年学者而言，研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将中国的佛学研究与海外接轨。实际上，当下的佛学研究还是有“自说自话”的特点，全球化浪潮之下，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“出海”战略中一个重要的部分，青年学者们需要考虑如何将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，和国际接轨。这要求研究人员拥有较强的外文能力，目前一些本土学者的外文能力还没有达到能够娴熟运用的水平，而留学回来的学者外文虽然过关，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需要时间去建立和积累。

此外，学会将佛教视作一个整体，也是青年学者们需要面对的问题。我国的佛学研究，早期是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模块，后来又参照海外研究理论。西方研究是划分为认识论、宇宙论等不同的理论，西方学者是从文学、考古等不同角度开展研究，在这样的研究模式下，佛教的内容就被拆分开来。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，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佛学也是有缺陷的，所以这些也只能作为参考。

《报恩》：佛学研究的门槛较高，在您看来，对普通的佛教信众而言，学术研究的指导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？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四众修行之间的关系？

黄夏年：学术研究门槛高的原因在于它的语言要求较高。做佛学研究，首先得掌握古汉语，而且不只是具备普通的古汉语能力，佛教有很多特殊的古汉语词汇，也需要掌握。此外，研究还需要其他语言工具，最好能够多掌握一门外语。搞学术研究，没点功底是不行的。

普通佛教信 返回首页